罗伯·萨波斯基｜人类“政治”及影响政治倾向三大议题
作者｜罗伯·萨波斯基（Robert M. Sapolsky）
神经生物学家，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暨神经学教授
在人类阶层独一无二的特征之中，有一个最为独特。而且，近来呈现的方式是人们不但拥有领导者，还自己挑选领导者。
如同前面谈过的，过去落伍的灵长类动物学傻傻地混淆了高位阶和“领导者”。狒狒的雄性首领不是领导者，只是能尝到最多甜头。同时，虽然大家都跟着见多识广的年长雌性搜食，看牠在早上选择哪条路径，但所有证据都显示牠只是自己“前进”，并未“带领”大家。
但是，人类的领导者奠基在独特的概念“共同利益”之上。什么算是共同利益？领导者在提升共同利益上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两个问题显然有各种不同的答案，从率领众人围城到带领赏鸟者散步，都可能包含在内。
更新奇的是，人类会选择自己的领导者，不管方法是围绕在营火旁，欢呼选出氏族首领，或经过三年漫长的总统选战，再透过怪异的选举人团（the Electoral College）制度爬上顶端。那我们到底如何选择领导者呢？
在选择领导者的决策过程中，有一个常见而有意识的元素是投给有经验或能力的人，而不管他在特定议题的立场为何。这非常普遍，甚至有一项研究指出，被评价为能力比较强的脸孔，赢得选举的机率为68％。人类也会根据单一且可能无关的议题，有意识地选择要投给谁（譬如，根据候选人对于在巴基斯坦进行无人机空袭的立场，来选出县内的助理捕狗员）。再来，美国人在决策时还有足以令其他民主政体公民困惑不解的一面，就是会为“好感度”（likability）投票。想一想二○○四年小布希对凯瑞的那场选战，共和党的名嘴表示，人民在选择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位置该由谁来担任时，应该选择你愿意和他共饮啤酒的那个家伙。
还有一个有趣程度至少与上述相当，就是决策中自动化与无意识的部分。在政治立场相同的候选人中，人们比较常投给长相好看的人，这有可能是影响力最大的因素。由于候选人和当选人大多为男性，基本上等于大家投给了男性化特质—— 身材高挑、外表健康、外型特征对称、高额头、突出的眉脊和下颚。
人们通常把有魅力的人评价为性格较好、道德标准较高，比较仁慈、诚实、友善、值得信任，这和上述影响投票的因素相符。而且，有魅力的人可以得到较佳的对待—— 用同一份履历，他们比较容易被雇用；做同一份工作时，他们的薪水比较高；犯一样的罪，他们比较不容易被定罪。一八八二年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iller）写下的文字就概述了这种“美即是善”（beauty-is-good）的刻板印象：“身体的美代表了内在的美、灵性与道德的美。”这种观点的另一面，就是认为残缺、疾病和受伤都是罪孽的报应。还有，我们在评估行为是否符合道德上的良善、以及一张脸是否美丽时，使用的是同一个眼眶额叶皮质的回路。
其他内隐元素也陆续上场。有一项研究检视了澳洲史上每一次澳洲总理选战中候选人的演说，80％的选举赢家是使用最多集合代名词（“我们”）的候选人，意味着当候选人自居所有人的代言人，大众便受到吸引。
也有一些偶然的自动化偏好。譬如，面对牵涉到战争的情境，无论西方或东亚的参与者都偏好年纪较长、脸孔较男性化的候选人；在和平时期则喜欢较年轻而女性化的面孔。此外，在促进群体间合作的情境中，大家偏好看起来聪明的脸；其他时候则觉得聪明的脸比较不男性化或不吸引人。
这些自动化偏误在生命早期就已经各就各位。有项研究给五到十三岁的小孩看一对对来自不知名选举的候选人照片，并问他们在一趟虚构的航行上，要选谁当船长。71％的小孩选中那场选举实际的当选人。
做这些研究的科学家常试着推测为什么会演化出这些偏好；老实说，很多感觉都像是“理所当然”的故事。譬如，有论文分析为什么人们在战争时偏好男性化的领导者，作者指出，高睾固酮浓度同时造成男性化的脸部特征（大致属实）和攻击行为增加，而攻击性正是大家希望战时领导者所拥有的特质（我个人不太确定这是不是真的）。所以，偏好男性化的脸，可以提高赢得高攻击性领导者的机率，而那正是打赢战争所需要的。然后大家就可以把更多自己的基因流传下去。看吧。
不管原因是什么，重点是这背后的力量—— 五岁小孩有71％的准确率，显示这些偏误非常普遍且根深蒂固。然后，我们有意识的认知再赶快追上，让我们的决定看起来小心谨慎又富含智慧。
这样看来，人类越来越怪了——多重阶层加上拥有领导者加上有时候可以选择领导者加上用某些傻气又内隐的标准来选择。现在，让我们跳入政治。
法兰斯·德瓦尔在他的经典著作《黑猩猩政治学》中把“政治”一词引入灵长类动物学里，他在使用政治一词时指的是“马基维利智商”（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 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以复杂的社会互动，努力掌控资源。这本书描述了黑猩猩在使用这种策略上有多天才。
传统意义上的人类“政治”也是如此。但我要采取更严格又天真烂漫的意义—— 政治是有权力者为不同版本的“共同利益”进行斗争。先忘掉自由派指控保守派对穷人开战，也忘掉保守派指控堕落的自由派破坏家庭价值。在这些装腔作势的姿态背后，我们都假定所有人同样渴望人民能过得好，只是对于怎么实现有不同的看法。下面将聚焦在三个议题上：
1、政治倾向具有内部一致性（internally consistent）吗？简单回答：通常有。
2、这种一致的倾向是不是受深层、内隐的因素影响，和具体的政治议题关系小得不得了？没错。
3、我们可以逐渐知道这些因素之下有哪些生物机制在运作吗？当然可以。
一、政治倾向的内部一致性
在区分我群／他群时，一致性可以高得多么惊人—— 会因为经济因素而讨厌某个外团体的人，也比较容易因为历史因素而讨厌另一个外团体，还有因为文化因素而讨厌的外团体……等等。谈到政治时也大致相同—— 社会、经济、环境和国际方面的政治倾向通常是一个套装组合。这种一致性可以解释一则《纽约客》漫画的幽默之处（这是政治心理学家约翰．乔斯特提出来的）：一个女人穿着一件洋装，展示给丈夫看，并问：“我穿这样看起来像共和党人吗？”另一个例子关于生物伦理学家莱昂．卡斯（Leon Kass），他不但对复制人采取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保守立场，觉得复制人的可能性“令人反感”，而且觉得别人在公共场合“像猫一样”舔甜筒冰淇淋也令人反感。之后还会谈更多和他相关的议题，包括舔甜筒冰淇淋。这种内部一致性代表的是，政治意识型态不过展现了更广的潜在意识型态—— 我们将会看到，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保守派比自由派更可能在卧室里放清洁用品。
很自然地，政治意识型态未必总有严格的一致性。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混合了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和经济保守主义（economic conservatism）；黑人浸信会教堂传统上在经济层面是自由派，但在社会层面是保守派（譬如反对同志权利，并否认同志权利是公民权利的一种）。此外，不管政治意识型态的哪一端，都不是整体统一的（我会忽略这一点，为了简化，混用“自由派”和“左翼”、“保守派”和“右翼”）。
尽管如此，政治倾向的构成还是偏向稳定与一致。穿得像个共和党人或像民主党人一样舔冰淇淋，这么说在大多时候是可以成立的。
二、政治倾向背后的内隐因素
如果政治倾向不过展现了更大的内在力量，与此力量相关的事情，从卧房里的清洁用品到吃冰淇淋的方法都包括在内，那么，左派和右派是不是还在其他心理、情绪、认知和内心深处的层面有所差异呢？这个问题引发许多非常有趣的研究发现；我试着将这些发现分为几类。
1、智力
噢，管他的，有什么好不能谈的？我们先从没那么容易让人发火的部分开始谈起。从一九五○年代的提奥多．阿多诺开始，陆续有人指出低智商的人较有可能奉行保守派意识型态。从那时开始，部分但并非所有研究支持这个结论。低智商和特定一种保守主义之间的连结一致性更高—— 右翼威权主义（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简称RWA，他们喜欢阶层）。有一项十分全面的研究呈现出这点，研究对象来自英国和美国，人数超过一万五千人；重要的是，在控制了教育程度和社经地位之后，这个研究显示出智力、右翼威权主义和群体间偏见之间的连结。针对这个连结，标准而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右翼威权主义提供简单的答案，十分适合欠缺抽象推理技巧的人。
2、智能风格（intellectual style）
这方面的文献包含两个范围广泛的主题。其中之一是右派对于思考模糊的事物感到比较不自在；这部分接下来会再谈。另一个主题是左派比较努力思考，在宾州大学政治学家菲利浦·泰洛克（Philip Tetlock）所说的“整合复杂度”（integrative complexity，或称复杂整合力）上的能力比较强。
有一项研究询问保守派和自由派“是什么造成贫穷”，两者都倾向归因于个人（“因为他们懒惰，所以很穷”）。但只有在研究人员要求他们快速下判断时才会如此。给他们多一点时间之后，自由派转向以情境来解释（“等一下，情势总是对穷人不利”）。换句话说，保守派自始至终都凭直觉；自由派从直觉转向思考。
这种归因方式的差异出现的范围远远超出政治之外。跟自由派或保守派讲说有一个人在学跳舞时被别人的脚绊倒了，请他们快速评估，所有人都归因于个人—— 他太笨手笨脚了。评估时间拉长，自由派朝向以情境解释—— 也许那支舞真的很难。
如此二分显然并不完美。右派将莱温斯基（Lewinsky）门归因于个人（比尔·克林顿真糟糕），但左派则归因于情境（这起事件是右翼的阴谋）；但换成尼克森（Nixon）的水门案就相反过来。不过，这种二分法还是挺可靠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其实，自由派和保守派有同等的能力，都可以超越直觉性的个人归因，达到比较细微的情境归因—— 被要求这么做时，双方都可以沉着冷静地呈现相反阵营的观点。但自由派的动机较强，愿意推自己一把，再朝情境的方向解释。
为什么呢？有些人指出自由派比较敬重思考，但这种说法很容易就变成没有帮助的套套逻辑。伊利诺大学的琳达·斯基特卡（Linda Skitka）强调，自由派很容易因为在快速评价时归因于个人而感觉失调，违反了他们的原则，所以会受此驱动，继续想出更一致的观点。相对地，就算有更多时间，保守派也不会更倾向归因于情境，因为他们并没有感觉不协调。
虽然合乎逻辑，但这只让我们想要换个角度问：造成失调的自由派意识型态最初从哪里来？我们将会看到，相关因素和认知风格（cognitive style）有一点关系。
以上研究发现意味着，让自由派像保守派那样思考，比反过来容易。或者，用我们熟悉的方式来说，增加认知负荷会让人变得更保守。上述研究就是这样。快速评价的时间压力正是增加认知负荷的一种方法。人在疲倦、痛苦、因为认知作业而分心、或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提高时，也变得比较保守。
意志力需要新陈代谢的力量，因为额叶皮质需要葡萄糖。正是因为如此，饥饿的人在赛局中变得比较不慷慨。现实世界中，有一个与此相关、令人吃惊的例子——有个研究针对超过一千一百项司法裁决，发现如果法官在不久前吃过饭，囚犯有60％的机率获得假释；在法官吃饭前的机率，则是确确实实的零（请注意，经过累人的一天之后，假释机率也全面下降）。正义也许盲目，但对肚子咕噜叫的声音绝对很敏锐。
3、道德认知
现在来到另一个地雷区。所以，惊讶吧，处在政治光谱上两端的人都互相指控另一方道德思考贫乏。其中一个解释方向似乎可以用柯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来支持。满怀公民不服从精神的自由派，在柯尔伯格的发展阶段上，处在比喜欢法律和秩序的保守派“较高”的阶段。那么，到底右派是在智能方面无法用柯尔伯格发展阶段上较高阶的层次进行推理，还是动机不足？答案似乎是后者—— 右派和左派其实都有能力表达对方的观点。
纽约大学的强纳森．海德特提供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观点。他区分出道德的六个基础—— 关怀／伤害（care／harm）、公平／欺骗（fairness／cheating）、自由／压迫（liberty／oppression）、忠诚／背叛（loyalty／betrayal）、权威／颠覆（authority／subversion）、圣洁／堕落（sanctity／degradation）。不管是实验或现实世界的资料都显示，自由派较为重视前三个目标，也就是关怀、公平和自由（而且，与柯尔伯格发展阶段有所重叠—— 较不重视忠诚、权威和圣洁这点，在很多方面等同于成规后期的状态）。相较之下，保守派非常重视忠诚、权威和圣洁。这显然是很大的差异。对外批评自己的群体是可以接受的行为吗？右派会说不可以，这样不忠诚。左派则会回答，如果有正当理由就可以。可以在某些情况下不遵守法律吗？右派说不行，这有损于权威。左派则说，如果是恶法，当然可以。可以烧国旗吗？右派说绝对不行，国旗是神圣的。左派说，拜托，不过就是一块布。
这些双方着重层面的差异，可以解释很多东西—— 譬如，自由派的经典观点之一是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权利享有幸福；右派则认为可以为了权威而忽略公平，以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于是产生了经典的保守派观点，认为社经地位的不平等是让事情顺利运作的代价。
保守派有六个道德基础，而自由派只有三个。根据海德特的观点，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自相残杀的狙击战就此展开。保守派大力拥抱海德特对自由派的描述，也就是说自由派道德贫乏，有一半的道德基础萎缩了。另一种相反的诠释则受乔斯特和哈佛大学的约书亚·格林所拥护，认为自由派的道德基础较为精炼，剔除了比较不重要、在历史上造成伤害而保守派仍继续保留的道德基础—— 实际上，自由派重视前三个道德基础，而保守派真正在乎的只有第四到第六个道德基础。
为什么保守派比较在意忠诚、权威和圣洁这类常常做为右翼威权主义和社会支配倾向之垫脚石的“连结性道德基础”（binding-foundations）呢？继续看下去。
4、情绪上的心理差异
科学研究持续显示，左派和右派在某些相同类别的情绪组成有所差异。相关发现摘要如下：平均而言，右派较容易因模糊性而焦虑，对解答的需求较强，不喜欢新奇的事物，有结构和阶层时感觉比较自在，更容易觉得环境充满威胁，而且同理的对象较为有限。
保守派在许多与政治无关的情境中，也展现出不喜欢模糊性的特质（譬如对视幻觉的反应、对娱乐的品味），而且这与保守派对新奇事物的感觉关系密切，因为顾名思义，新奇事物就会引发模糊与不确定性。另一种看待新奇事物的方式是认为，只要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改革，最美好的日子就在新的未来里等着我们，这绝对可以用来说明自由派对新奇事物的看法。然而，保守派认为最美好的日子已经过去，就在我们所熟悉的情境中，因此我们应该回到过去，让一切再次伟大。这些心理组成上的差异，又再一次表现在政治以外的领域里—— 自由派收藏旅游书的机率比保守派更高。
保守派对可预测性和具体结构的需求，显然使得他们对忠诚、服从、法律与秩序更加注重。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一点，对政治场景中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有所洞察：共和党如何在过去五十年间，持续说服贫困的美国白人为违反自己经济利益的理由投票？他们真的相信自己即将中乐透，可以成为美国贫富不均社会中享有特权的那一方吗？才不是呢。贫穷的白人在心理上需要有结构的熟悉情境，显示投给共和党是一种实现制度正当化（system justification）及避免风险的内隐行动。最好尽可能抗拒变化，只要跟你已知的恶魔打交道就好。保守派中的同性恋比自由派中的同性恋显示出更多反同的偏误。如果痛恨你自己的身分有助于强化体制，而体制越稳定、越可预测，就越令你感到舒适的话，就这么做吧。
还有一个东西和这些变项交织在一起，就是左派和右派容易感到威胁的程度有所差异，特别是以威权主义为支柱的保守派容易感觉受到威胁。生命充满了模糊性，最模糊的是全新的未来，如果这些让你焦虑，许多事情看起来都会充满威胁。“威胁”可能是抽象的，譬如威胁到你的自尊；政治立场相左的人在知觉抽象威胁上的差异不大。比较大的差异在于对你银行户头的具体威胁上。
这有助于解释政治立场—— “我手里有一份名单，里头是在国务院里工作的两百名共产间谍……”，就挺适合用来说明想像中的威胁。对威胁的知觉差异也可以展现在与政治无关的层面。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必须在一个单字闪过荧幕时完成某个作业。比起无威胁性的字眼（譬如“望远镜”、“树”、“食堂”），威权主义保守派看到威胁性的单字（如“癌症”、“蛇”、或“抢犯”）时反应比较快（但自由派不会）。此外，比起自由派，这类保守派更容易将“arms”和“武器”、而非“手臂”连结在一起，觉得模糊脸孔带有威胁性的机率较高，也更轻易受到制约，将负向刺激（但正向刺激不会）和中性刺激相连结。共和党人作噩梦的次数是民主党人的三倍，尤其是与失去个人权力有关的噩梦。就像有句话说，保守派就是被抢劫的自由派。
与此相关的“恐惧管理理论”（terror-management theory）暗示，保守派在心理上的根源是特别强烈的死亡恐惧；支持这个论点的证据是有研究发现，如果被促发想到必死性，人就变得更保守。
对于威胁的知觉差异，有助于解释人们对于“政府角色是什么”抱持着不同的观点—— 为人民服务／供给人民生活所需（左派观点，譬如提供社会服务、教育等等），或者保护人民（右派观点，譬如法律与秩序、军力等等）。
恐惧、焦虑、害怕死亡—— 当个右派想必是苦差事吧。不过，尽管如此，一个多国研究发现，右派比左派更快乐。为什么？也许因为有比较简单的答案，没有去修正的动机，所以负担较轻。或者，像论文作者支持的说法，制度正当化使得保守派可以将现状合理化，比较不会因为不平等而感到不安。经济上越不平等，右派和左派快乐的程度差距也越大。
如同先前强调的，政治意识型态只是智能与情绪风格的一种表现。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四岁小孩对新玩具的开放性可以预测……好比说，对于美国要和伊朗或古巴建交的态度。
三、当然，还有背后的生物机制
我们已经看到，政治倾向通常稳定、在不同议题上具有内部一致性，而且政治倾向通常只是认知和情绪风格套装组合的一种表现。再谈更深入一点，有哪些生物机制和不同的政治倾向相关？
回到脑岛皮质，还有脑岛在调节哺乳类动物味觉和嗅觉厌恶、以及人类在道德上的厌恶等方面的角色。还记得上一章提到，借由让他群的形体看起来噁心，可以有效引发你对他群的憎恶。只要能让人们在想到他群时脑岛活化，你的种族灭绝计划就前进了一步。
这令人想起一个惊人的研究发现—— 把一个人关在放了发臭垃圾桶的房间里，他在社会层面变得比较保守。如果你的脑岛正因为死鱼的气味而作呕，当你看到他群与你不同的社会实践，虽然只是有所差异，你却比较容易认为那是错误的。
这又连向另一个非常迷人的研究发现—— 社会层面的保守派比自由派更容易感到厌恶。有一项研究让参与者接触可能引发正向或负向情绪的图像，同时测量皮肤电抗（galvanic skin resistance，简称GSR，副交感神经系统兴奋的间接指标）。看到负面情绪图像时自主神经系统反应最强的人（但看到正面图像不会如此），是反对同性婚姻或婚前性行为的保守派（不过皮肤电抗与非社会议题如自由贸易或枪枝管制没有关联）。在意卫生和纯洁的人，肯定也十分注重圣洁。
同样相关的是，如果面对某个令人打从内心深处感到不适的东西，保守派比较不会使用重新评估策略（譬如，看到血淋淋的东西，就想：“那不是真的，是演出来的”）。此外，引导保守派使用重新评估技巧时（譬如，“试着用超然、不带情绪的眼光看这张图”），他们不再表现出那么强的保守派政治立场，但自由派不会如此。反之，如果引导保守派使用压抑策略（“看着图片时，不要表现出你的感受”）则无此效果。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让自由派处在疲倦、饥饿、匆忙、分心或感到厌恶的状态，他就变得比较保守；而让保守派对他打从内心深处感到不适的东西保持超然态度，他就比较靠近自由派。
所以，社会议题相关的政治倾向，反映出一个人对于深层厌恶感的敏感度，以及针对这种厌恶感的因应策略为何。此外，保守派比较可能认为这种厌恶感很适合用来衡量道德。这又令人想起生物伦理学家莱昂．卡斯所说的舔冰淇淋。卡斯率领小布希的生物伦理委员会（bioethics panel），然而由于他反堕胎的意识型态，大大限制了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卡斯提出他所谓的“憎恶的智慧”（the wisdom of repugnance），表示对于复制人之类的事情感到噁心，可能是“将深层智慧表现在情绪上，超越了可以完整陈述此事的智慧力量。”如果你想分辨对错，唯一需要的就是这种内心层次的感受，有没有经过事后的合理化都一样。任何东西令你呕吐，你就对它大力斥责。
这种观点有着明显而重大的瑕疵。不同的人会对不同的东西感到厌恶，我们要怎么评判谁的呕吐反射胜出呢？此外，有一些过去令人厌恶的事物，如今已被另眼相待（在一八○○年左右，“奴隶和白人享有同等权利”的想法对多数白种美国人来说，大概不但在经济上无法运作，也令他们感到厌恶）。也有一些东西，人们在过去并不感到厌恶，如今却令人厌恶。厌恶的对象并不是固定的。
所以，以脑岛为基地的议题有助于解释政治倾向上的差异。科学研究也已经指出其他神经生物学上的差异。较多的扣带回灰质和自由主义有高度关联（扣带回皮质与同理心有关），保守主义则和较大的杏仁核有关（当然，杏仁核是知觉威胁的要角）。此外，看到令人反感的图像或进行冒险的作业时，保守派杏仁核的活化程度比自由派高。
但并非所有研究发现都符合上述解释。譬如，保守派看到令人反感的图像时，另外一堆脑区的大杂烩也有较强的活动—— 基底核（basal ganglia）、视丘（thalamus）、导水管周围灰质、（认知的）背外侧前额叶、颞上回和颞中回（middle temporal gyrus）、前运动辅助区（pre-supplementary motor area）、梭状回和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该怎么用这一切拼凑出合理的解释，目前还不清楚。
很自然地，你一定会问：行为遗传学有没有发现遗传对政治倾向有所影响呢？双胞胎研究显示，政治倾向有大约50％的遗传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取向也已经发现，有一些基因的多型性变异与政治倾向相连结。我们目前对这些基因的功能多半还一无所知，或者先前以为和大脑无关，至于其中已知和大脑功能相关的（譬如有一种基因替神经传导物质麸胺酸的受体编码），则无法提供太多关于政治倾向的讯息。D4多巴胺受体基因的“冒险”版，则显现出有趣的“基因—环境交互作用”，就和自由派有关—— 但只有朋友很多的那些自由派。此外，有些研究显示，无论政治倾向为何，投票率和遗传有些连结。
很有趣。不过，提到这种研究方法，就要提到一个警告—— 多数研究发现尚未经过重复验证，这些研究结果的效果量很小，而且都发表在政治学期刊而非遗传学期刊。最后，就算基因和政治倾向有所连结，它们之间也有中介因素的存在，譬如焦虑倾向。
本文选编自《行為：暴力、競爭、利他，人類行為背後的生物學》，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特别推荐购买原书阅读完整内容。转载须注明原始出处及间接来源。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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